荒原上的第一株绿苗，如何在风沙中扎根？第一粒种子被埋进土地时，承载着怎样的希望与勇气？
书写边疆从荒芜到丰饶的小说《垦荒》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面世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河南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。该书新书分享会已顺利举行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是中国大地上充满奋斗与开拓精神的年代。无数建设者响应国家号召，奔赴新疆广袤荒原，用青春与汗水实现了“荒土变绿洲”的奇迹，《垦荒》的创作，正是对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挖掘与回望。
如今，这段奋斗史通过文字被再度唤醒，从历史深处走到读者眼前。
一部致敬新疆建设史的文学力作
作者董立勃生于山东荣成，1958年随父母支边进疆。他生长在天山脚下，父母是垦荒者，从事创作的四十余年中，他的小说题材大部分与屯垦戍边相关。2019年新疆成立胡杨河市，这正是董立勃从小长大的农场，他称：我从来没有想过当时只有一万多人口的农场真的变成了一座城市。震撼之下，他提笔写下了《垦荒》，献给70岁的自己，献给70岁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，献给两千年来所有在新疆这片土地上的耕耘者。
展开剩余70%《垦荒》与董立勃之前创作的长篇小说不同，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一个或几个，而是有多个主要人物齐头并进在同一片天空下。自文学创作关注时代群像以来，许多作品试图还原过往年代的集体记忆，而《垦荒》则以独特的地域视角与垦荒历程脱颖而出。这些正值青春的男女角色扛起坎土曼的转变、劳作疲惫中生出的摩擦与谅解、战友情的醇厚、家庭生活的磕碰与扶持，在《垦荒》中浓烈而鲜活。尽管群像可能在时间的退役中，在大漠的风吹中凋落、消失，但文学的力量可以穿透时间、抵抗遗忘。
个人记忆与历史书写的融合
今年恰逢70岁的董立勃，将自己定义为“军垦二代”。在新疆农场，他亲历了地窝子居住、煤油灯照明的艰苦岁月。“我当过四年农工，农场里的活几乎没有我没干过的。”董立勃在新书分享会中透露，书中许多情节源于亲身经历。他特别提到两位影响其命运的老师：一位是上海知青老师，在他少年时期鼓励其写作；另一位是曾在特殊时期受到冲击的王老师，帮助他复习考上大学。“如果没有王老师拿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给我讲课，我不可能改变命运。”这些真实经历都被艺术化地融入小说，使作品既有历史厚度，又充满生命温度。
会上，徐晨亮指出，《垦荒》的独特价值在于将个人记忆与历史宏大叙事完美结合。书中采用双线叙事：楷体字部分以历史学家刘立东的视角回望新疆两千年屯垦史；宋体字部分则按时间顺序讲述父辈垦荒故事。这种结构既展现历史纵深，又保留现场感，使作品成为“个人记忆与民族记忆的双重书写”。
青春热烈，改天换地
《垦荒》中，一群刚从战场走下来的军人脱下了军装，他们放下了刀和枪，转身扛起了陌生的坎土曼，踏上了新疆广袤的戈壁荒原。
从前，军垦人用枪守护祖国疆土，如今，他们要用坎土曼在这片不毛之地上白手起家，种出粮食，筑起另一道生存防线。初到戈壁，困境比想象中更残酷。没有房子住，他们就挖地窝子栖身，没有先进工具，他们胼手胝足，靠双手开荒，物资短缺时，他们节衣缩食，在饥肠辘辘中把种子播进土里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戈壁上的“家”渐渐有了模样：卫生室扩成了卫生队、加工厂添了新设备、机务队里近六十台拖拉机和收割机整齐排列、幼儿园里孩子按年纪分了班、学校也开始铺地基，场长秦川谷特意叮嘱，教室要宽敞、明亮、牢固。
军垦人常听秦川谷说一句话：“要把胡杨滩建成一座城市。”从新中国成立初刚到这里时，这句话就种在每个人心里，以一寸一耕耘，一步一扎根的青春力量，生长出代代希望与丰饶。
小说中，国务院2019年批准胡杨滩建市，命名为“胡杨河市”，这是兵团屯垦戍边者在天山脚下建起的第十座城。可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，当年第一批来开荒的人，活着的已经屈指可数，就算还在，也早已白发苍苍。他们没能亲眼看见高楼林立的模样，却在春秋轮回的耕耘里，把贫瘠种出新生机，让“城市”从口号变成了现实。
邱华栋在新书分享会上从历史维度解读作品意义：“从汉代西域都护府到清代城池建设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兵团建设，屯垦戍边是贯穿新疆两千年的历史脉络。”《垦荒》通过一群普通人的故事，展现了“改天换地”的时代精神。他特别提到近年来新疆兵团建设的城市：“胡杨河市、可克达拉市……这些在戈壁上崛起的城市，正是垦荒精神的当代体现。”
胡杨千年不死，死，千年不倒，倒，千年不朽。胡杨滩上《垦荒》的故事，关于一群人与一片土地的命运，一个农场与一个时代的理想。从播下第一粒种子的时刻起，就注定生长出千万般的丰饶，如胡杨般扎根直至不朽。
编辑：黄茜怎么才能让配资公司破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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